法律实务工作者中最庞大的群体显然是律师。

我们必须向他们表明，法律作为一种手段，而非有组织的人类目的。年轻的律师接着问，如果您不介意地话，我想问您，如何才能经常做出正确的决定？合伙人回说，是经验。

我向本次会议筹备者的远见卓识，及会议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致以崇高的敬意。要培养学生的宏观和微观视角，使之既知道去寻求未来的趋势发展，又能注意到个别的动态变化。在许多方面，在哈佛发展起来的、并风行于全世界的案例教学，可以正确地处理某些事情。同样，从事法学教育事业的我们要将学生看成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们具有精神和物质需求、法律之外的知识、饱含激情又心事重重。要培养以睿智（judgment）来追寻正义、具有敏锐商业头脑的国际性法律人才，是该动手的时候了

但怎样寻求支撑法律实效增长的支点，就是重大且基础的问题。法律的强制手段迫使人们遵守正义规范，不论他们是否情愿。这就使得其投入的成本量越来越偏离对共同体整体来说最优的规模。

[37]要么干脆认为政府征收绝对不能介入商业开发。因为社会个体并不具有主体性人格，而是被归属于某个社会群体的客观整体目的（teleo）。因为，如果婚姻是一个简单的二人混合体的话，那么，不同婚姻内部的成员之间可以实现随意重新组合。因为，共同体越大，一定成员的投入所产生的共同体总收益将被越来越多的成员分享。

共同体成员之间既可能松散地联系起来，分享诚实信用等稀疏的共性，也可能紧密地联系起来，分享情感依赖等浓厚的共性。可以自发地组织小规模合作采集、生产和建筑活动。

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个人主义私法学在宣扬个人的主体身份时，因过分侧重强调对既有私权的静态享有和安全守护，忽视了私人权利的动态生成过程和形成机理。然而，即便这方面的谈判费用很低，各方当事人很容易聚集到一起，一旦有村民理性地选择敲竹杠（即对土地增值分享比例要求过高的钉子户）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就可能出现如下情况：一是敲竹杠者静静地等待其他村民和开发商积极合作开发，然后坐享他们共同投入的成果（如待周边地带改造为单元楼小区后，将自家房屋修建为别墅）。相反，对私权静态保护的过分强调将成为私人与其社会同伴积极开展合作创造的绊脚石。（2）社会完全可以不是个人主义私法认识论所描绘的异质陌生世界。

但是，共同体利益却通常是自利个体可以预期的。今天的欧洲私法一体化进程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因此，积极合作者可能会在共同体最优水平到达之前就停止投入成本。在这一进程中，个人主义认识论在中国私法学界逐渐得到集中表达和系统阐述。

在这些方面，对共同体合作的强调非但不会损害个体之个性，反而会通过合作更好地满足个体主观目的的实现，促进社会个体（个性）与共同体（共性）的协同实现。且潜在共同合作的群体规模越大，自发合作越困难。

[34]婚姻的逝去不仅可能给婚姻双方带来痛苦，而且很可能对子女造成不同程度的心理伤害。一个概念产生于信奉目的论宇宙观（teleology）与价值客观主义的前现代世界，即那个先定的共同目的 （teleo）。

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公权滥用风险而径直否定国家对私人社会的组织功能。[12]前引5，易军文，79-80页。而一旦贴近现实生活，我们将看到：在私人社会生活中，私有权利的动态生成与其静态守护同样重要。[25]前引5，易军文，第72页。但无论如何，在这层意义上强调共同体（共性）非但没有损害个体（个性），反而增进了了个体（个性），使其生活变得更幸福。合作主义私法认识论还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重塑道德观，更好的组织和整合社会个体，促进社会的积极凝聚和个体间的团结协作，并藉此更好地实现个性的发展和张扬。

（三）从个人主义私法学走向合作主义私法学 前述分析表明，从社会个体共同合作这一个视角，我们可以对大量既有私法制度作出新的解读，如婚姻家庭、合伙、公司。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律构造与移植的文化解释》，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6期，第50-51页。

2.个人主观目的之间的共同性问题 整体主义将社会成员装扮成具有高度同质性的个体，个人主义认识论则径直将人类社会描绘成一个高度异质的陌生世界。[34] See DeWiel, supra note 32, at 167. [35] Stephen L. Carter, Civility—Manners, Morals, and the Etiquette of Democracy,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1998, p. 93. [36] 关于土地征收中的多方合作问题可参见James E. Krier Christopher Serkin, Public Ruses, 2004 Mich. St. L. Rev. 859, 866 (2004). [37] 王利明：《论征收制度中的公共利益》，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2期。

且我们很难简单地对一个人的主观价值和目的作出好坏评价，除非我们武断地以自己的价值和目的为标准。如此，我们就有机会将人们从个人主义所粉饰的陌生人世界救赎出来，更积极、更主动、更广泛地促进社会个体之间的共同合作，而且有可能形成一种关于哲学和法学的新认识论。

前引5，易军文，第71-73。本文将在评述个人主义认识论之后，尝试为中国私法提出一种替代性哲学认识论基础，即合作主义，并讨论合作主义私法认识论的实现障碍和应对策略。为应对这一现象，私法学家开始大力宣扬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般的私权观念。相反，私法学在继续珍视个人主体性同时，要进一步贴近社会现实生活。

个人主义论者在区分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之前就简单地对国家强制力说不，从一开始就否定了政府可能发挥的私人社会组织功能。如此，论者不仅基本否认国家权力介入和组织私人社会生活的必要性，而且对现实生活中被普遍接受的私法强制现象视而不见（如通过国家权力保障合同履行，后文将作更多分析）。

社会群体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具有超越社会个体意志和利益的独立意义。个人主义认识论将对前一种共同目的的否定直接转化为对后一种共同目的的漠视甚至否定。

[40]如果未来能够进一步改变土地流通模式，强化村民对土地的流转决定和收益权，控制地方政府因土地财政而出现的与民争利机会，那么，政府介入和组织旧村改造时的权力风险就更容易控制。[3] 对我国私法学过分侧重制度性研究的评述，参见王轶：《对中国民法学学术路向的初步思考——过分侧重制度性研究的缺陷及其克服》，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1期。

另一个概念产生于个人主体地位得到认可的现代世界，即个人主观上追求的目的（purpose）。[8] [法]路易·迪蒙：《论个人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谷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43-244页。社会个体有必要与更大规模的社会群体，在更多的内容上，开展更深入的合作，藉合作追求共同主观目的普遍实现。有观察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私法在内的整个中国法学都深受祛政治化思潮的影响。

在人数规模较小的共同体中，个体通常能够自发的采取集体行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要处理好与党的领导的关系。

为了确保独立司法，还必须结合司法改革的社会背景，从内、外两个方面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内容摘要： 我国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强调法院整体的独立性，实践中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异化为司法的地方化以及司法的行政化。

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应当把握改革契机，推动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在我国，应当淡化司法独立的政治色彩，构建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为核心的司法独立，并排斥案外因素的影响，以司法的法律效果为根本追求